研习范文是中文教学的主要途径，而教科书则是范文的载体。孔子设教，以《六经》为教学的依据。汉武帝「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」，自此研习《五经》成为入仕的敲门砖。南宋后，朱熹注的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成为典范。还有南朝昭明太子的《文选》及清代吴楚材、吴调侯两叔侄选编和注释的《古文观止》，都是古代学习语文的重要教材。
旧时儿童受教启蒙，先入私塾，塾师所用的训蒙课本，有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幼学诗》、《故事琼林》、《古文评注》、《秋水轩尺牍》等几本。读完这几本书后，进阶学习便是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。
1847年，香港政府选定了数所乡间私塾，向他们提供资助，逐渐形成了「皇家书馆」。
1862年，在伦敦传道会理雅各牧师的推动下，把「皇家书馆」集中起来，并提供英文及世俗教育，成立中央书院，即后来的皇仁书院。书院虽着重英文教育，但学生仍需学习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五经》及《史记》等传统经典。
1919年「五四运动」爆发，促进了「白话文运动」的发展。白话文教材逐渐取代文言文。随后一大批以白话文为主要教材的教科书涌现。其中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：
1920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洪北平和何仲英编的《白话文范》；中华书局出版，朱毓编的《国语文类选》。这两套教材标榜选材包括了蔡元培、胡适等「新文学大家」的文章。
1923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，顾颉刚和叶绍钧编的《新学制国语教科书》；1924年，中华书局出版，沉星一编的《国语读本》。陈国球的《香港的抒情史》一书中说：「这些教科书都尽力搜求当时新文学的作品，以沉星一编选为例，其选材就包括了鲁迅《故乡》、周作人《小河》、冰心《笑》、沉尹默《三弦》、叶绍钧《隔膜》、郭沫若《天上的市街》。」
1933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傅东华编的《复兴中学国文》，及1935年开明书店出版，夏丏尊、叶绍钧编的《国文百八课》。其收录文章包括胡适《差不多先生传》、冰心《寄小读者通讯》、沉尹默《三弦》、许地山《落花生》、徐志摩《我所知道的康桥》、叶绍钧《古代英雄的石像》、鲁迅《风筝》及《孔乙己》、朱自清《背影》及《荷塘月色》等均成为了日后教科书的经典范文。另外，还有1937年，中华书局出版，宋文翰、张文治编的《新编国文》。
这些新文学教材还有一大特色，据陈国球所言，因为当时「距离《新青年》开始发表新文学作品的1918年，只是短短几年，作品累积不多，所以新文学提倡者如胡适等以白话文翻译的外国作品，也被徵用为『国语』学习的范文。」而这些翻译文章有一部分仍然成为日后的中文科教材，例如：胡适翻译，都德的《最后一课》，夏丏尊翻译，亚米契斯的《少年笔耕》等。
正如王齐乐在《香港中文教育发展史》一书中所言，「香港中文学校的学制课程，是跟随中国新学制的改革而转移的。」不过也有自己的特色，王续说：「正当中国内地提倡语体文，厉行国语教学的时候，这里却过分地注重古典文学和经史的教授。」
1922年，香港政府的教育谘询委员会成立中文教育小组，并订定《中文课程标准》。1929年香港政府颁行《中小学中文课程标准》。初级小学採用国文科读本《香港汉文读本》第一至八册；高级小学採用《香港汉文高级读本》第一至四册，并兼授《孟子》。
由初级中学开始，则分「经学」及「读本」两类。「经学」主要教授《论语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大学》、《诗经》、《中庸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书经》等； 「读本」则用中华书局《新中读本》、商务印书馆《共和中学国文评注》及《现代国文读本》等；另外，还有《史记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唐宋八家文》、《诸子文粹》及各家诗赋骈文。这个课程可见比内地更偏重古文。
不过，谈起使用白话文教材，则早期在香港设馆授徒，成立「子褒学塾」的陈子褒是一先驱。他「所主持的蒙学书塾，早在1899年，科举未废之时，已先行废止读经，而以他自己所著的白话读本代替了。他极力主张用白话以代替文言。」陈子褒自撰的教材有《小学国文教科书》、《小学尺牍教本》、《左传小识》、《史记小识》等。文章来源：新锦江娱乐：www.xjj698.com
